性学教授彭晓辉:性教育是一辈子的事

原标题:性学教授彭晓辉:性教育是一辈子的事

性学教授彭晓辉:性教育是一辈子的事

彭晓辉,1957年出生于湖北武汉,华中师范大学性学教授,硕士生导师。受访者供图

中国最具争议的性学教授彭晓辉今年6月就要退休了。

他拥有“中国性学会性教育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世界华人性学家协会副秘书长”等官方头衔,但让他走进大众视野的却是一系列争议事件:高校演讲完被称为“递套教授”、性文化节演讲时“被泼粪”,等等。

他不在乎外界的评价,甚至欣然接受被贴上的标签:“递套教授”“性学斗士”……在他眼里,侮辱他的举动“反倒让人们更多地去了解性学知识、关心性教育,是件好事”。

除了教学,他还在网络上为学生们解惑,甚至陪着意外怀孕的学生去医院打胎。他这一辈子,都在努力为“性”脱敏。

他说:“性教育是0到100岁的事情,一出生就需要开始进行,活到老,学到老。”

“兴趣爱好在这里”

新京报:最早接触性知识是什么时候?

彭晓辉:我读初中时担任劳动委员,在安排女同学做事时,无意中说了“搞”字,这个字在当地是“性交”的意思。女同学听了后,哭了,骂我流氓。

第二天,班主任找我谈话,校长说不在全校作检讨就开除学籍。我就用毛主席著作里的“搞学习”、“搞工作”等词给自己辩护,最后不了了之。当时我和妈妈说了,扑倒在她怀里哭泣,觉得受到了委屈。从那以后,我对“性”非常敏感。

新京报:你什么时候开始主动学习性知识?

彭晓辉:大学期间,解剖老师对同一器官有“生殖器官”和“性器官”两种说法,当时我就觉得奇怪,但是老师没有真正解答我的疑惑,加上初中时候的小插曲,就比别人更加好奇。

那时我和其他同学一样,对性也有一个基本的知识需求。我在学好医学课程的同时,开始主动查性学的资料,结果就迷进去了,一发不可收拾,感觉自己进入了崭新的知识海洋。

新京报:当时国内的性教育是怎样的?

彭晓辉:我上大学时根本没有性教育,1994年中国性学会才成立,那个时候中国谁敢提出性教育啊?我也是靠自学,结婚时看过性知识手册。上世纪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我们开性学课程,当时是国内开始做性教育的第一批人。

新京报:你怎么想到要开设性学课程?

彭晓辉:1987年,我成为华中师范大学的讲师,有了开设选修课的资格。我对性学有研究,兴趣爱好在这里,别人开不了这样的选修课。1990年,国家教委、卫生部等六部委出了规定,普通高校要在健康教育选修课里加上性健康教育的内容,1992年我就申报了《性生物学》。

新京报:开设时遇到过阻力吗?

彭晓辉:当时预见大学生可能不好意思选,学校是一路绿灯。我就私下做学生工作,先动员学生干部,再动员学生选,因为只有满15人才可以开课,第一次就有40多人报名,第二学期人数就加倍了,后面再也没有为人数担心。

“递套教授”

新京报:你在网上有一个外号叫“递套教授”,这个称呼是怎么来的?

彭晓辉:2011年5月,我在一所大学开讲座,谈到了安全套的使用。我以自己2002年在瑞典访学时了解的一种假设情况举例,这个假设情况是指,如果女孩子一旦遇到强奸,在斗智斗勇逃无可逃时,随身携带的安全套也是保障健康的最后一道屏障。我举这个例子,是在讲座上分析为什么可以使用安全套。后来媒体报道时,歪曲了我的原意,不明真相的网民就骂声一片,称我为“递套教授”。

新京报:后来反而接受了这个称呼?

彭晓辉:对,我就说这个很好啊,这个头衔我愿意要,这个帽子我戴定了。这件事情过后,我就用这个头衔发了几篇微博,告诉大家安全套怎么使用。这个帽子给我戴着,人家一想到我,就知道“递套教授”,然后就知道安全套可以起到安全和避孕的作用,那么,他就意识到要有负责任的安全性行为。

我愿意接下这个称呼,也是为了更好地去传播安全套的知识。实际上,我把他们那种骂人的含义消解掉了。作为一般的性盲,他们觉得一个人和安全套联系起来就是羞辱,我们专业人员怎么会觉得是羞辱,不可能的嘛!

新京报:你曾提出一种说法:“中国99%的成人都是性盲”,现在还坚持这个结论吗?

彭晓辉:我当然坚持。这个结论说了几年了,在我看来,性盲就是没有在学校系统学习过性学知识的人。

新京报:您认为什么时候开始进行性教育比较合适?

彭晓辉:一出生就开始,性教育是0到100岁的事情,活到老,学到老。因为不同年龄会有不同的性需求,涉及不同的性困惑,是一生的学习。

自愿、尊重、权益、无伤

新京报:在“性”方面,找你求助的主要是哪些群体?

彭晓辉:校内外都有,不过主要是大学生。

新京报:大学生的问题主要是什么?

您可能还会对下面的相关信息感兴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