诞生于“人民政协”的“大红灯笼”

原标题:诞生于“人民政协”的“大红灯笼”

诞生于“人民政协”的“大红灯笼”

  齐燕铭设计的人民政协会议开会时的中南海大门布幕效果图

诞生于“人民政协”的“大红灯笼”

  开国大典大红灯笼设计图

  天安门城楼上第一次悬挂“大宫灯”是在何时?从“新政协”筹备会到“人民政协”会议,从“大宫灯”到“大红灯笼”,名称与数量有了怎样的变化?谁设计了“大红灯笼”的图样?又是谁制作了“大红灯笼”?

  七个“大红灯笼”亮相北平城

  1949年7月7日,在北平的天安门广场举办了纪念“七七抗战”12周年大会,不仅是为了纪念“七七抗战”12周年,也是为了庆祝新政协筹备会成立。《人民日报》报道:“天安门城楼上高悬七个大宫灯,插有三十面红旗。在毛主席和朱总司令巨幅画像之间,是一巨大的红色五角星,闪耀夺目。”

  七盏大红宫灯,与“七七”相契合。这是宫灯第一次出现在天安门城楼上。

  截至目前,还没有寻到1949年6月15日新政协筹备会开会当天的新华门照片。但值得庆幸的是,中央新闻摄影厂的摄影师们,用电影胶片拍摄了参会代表乘车进入新华门时的情形。从影片中,我们看到新华门悬挂着“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成立会”的横幅。当然,我们从影片截图中,还发现了在新华门八个廊柱间悬挂着七个大红灯笼。

  新华门的这一布置,是新政协筹委会的精心设计,是将“中国红”第一次完美绽放在北平城:大红灯笼与红色廊柱完美融合,成为一个整体。红底白字的会标,靓丽醒目。其设计的主要人员有:中央统一战线工作部秘书长、政协筹备委员会副秘书长齐燕铭;刚从东北美术工作室调到北平的张仃;中南海俱乐部主任、布置科科长钟灵;国立北平艺专美术老师周令钊。他们共同研究如何在新华门上体现“新政协”的“新”元素:红灯笼、红廊柱、红会标,将中国传统节日的“张灯结彩”“红红火火”率先展现在新政协筹备会上,预祝会议取得圆满成功。

  设计方案报周恩来、林伯渠、李维汉等审定后,经毛泽东主席批示,传阅中央书记处和部分民主人士,得到一致认可。据此,钟灵书写剪刻制作了新华门上的大会标,其余的装饰布置工作交由国立北平艺专的董希文老师负责。董希文老师曾带领他的学生,于2月12日完成北平和平解放大会的天安门城楼主席台的设计布置任务。

  红灯笼悬挂在新华门上,这一全新的布置设计,赢得了各界参会代表的一致好评。由此,“大红灯笼”与“新政协会议”结了缘。这一热烈、红火、喜庆的传统,由此开始,延续至今,并不断延伸扩展。

  如果说,新华门的设计布置是预演的话,那随后在天安门召开的大会,则是预演的延伸。董希文老师在布置完新华门之后,又承接了北平市委、市政府交给他的任务:布置天安门城楼,主题是北平各界纪念七七抗战十二周年暨庆祝新政协大会。在布置完新华门之后,董希文老师收到北平各界的反映,普遍认为“红色”喜庆热烈、积极向上,在廊柱的长方形内安置椭圆宫灯,既是传统的延续,又是对传统的创新。基于这些反映,董希文老师几乎是用一个新华门设计的“翻版”,布置了天安门城楼。同样,影像留下了历史的精彩一瞬,也留下了历史的经典永恒。当然,对于天安门城楼上首次出现的“大红灯笼”,《人民日报》还是谨慎地使用了传统语句:天安门城楼上高悬着七个大宫灯。

  1949年7月,成立了以周恩来为主任,彭真、聂荣臻、林伯渠、李维汉为副主任的开国大典筹备委员会,专门负责开国大典的筹备工作。其主要工作有三项:举行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典礼;举行中国人民解放军阅兵式;举行人民群众庆祝游行活动。这些工作由中共中央直属机关、华北军区与北平市委三方共同承担。

  随着新政协会议筹备工作的整体推进,开国大典的筹备工作及实施方案、场地确定、主席台的布置工作都紧张有序地进行起来。

  8月15日,华北军区司令部拟定了阅兵地点在天安门广场和西苑机场的两套阅兵方案。8月17日,华北军区将两套方案同时送到了周恩来的办公室。17天后的9月2日深夜,反复权衡比较后,周恩来下定决心,提笔写下了这样的意见:阅兵地点以天安门前为好。

  阅兵地点确定在天安门后,将天安门城楼作为主席台的布置工作就成为重中之重。华北军区政治部副主任兼宣传部部长张致祥,被任命为天安门城楼布置的总指挥。由他领衔,很快确定了参与天安门城楼布置的人员:钟灵、张仃、周令钊和华北军区舞美队队长苏凡等。他们经过紧张的研究讨论,充分发挥艺术才能,一致确定要把中国传统的喜庆元素融入开国大典这一伟大时刻,更加突出“中国红”,以表达红色革命、红色胜利!很快天安门广场布置效果图呈报到周恩来的办公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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