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评】民族主义电影的封闭性,需要局外人来打破

经济观察报 陈丽萍/文 四方田犬彦为大多中国读者熟知的身份,是研究日本电影的权威学者。其新作《日本电影110年》在前作《日本电影100年》的基础上,补写了21世纪头十年以来日本电影的最新发展。

书中,日本电影的高峰之作、“杂志上的十佳影片”并未占有独特位置,小津安二郎、黑泽明、大岛渚等具有国际代表性的日本影人及其成名作,与日本历史上那些籍籍无名的影片一起排序在电影史当中。

对于成名于上世纪90年代中期,目前在国际舞台上最为活跃的日本导演,他在与中韩导演比较之后,毫不留情地批评其叙事上的犬儒倾向:“岩井俊二、是枝裕和、河濑直美们的共同倾向,是拒绝宏大叙事,在最低限的思维中维护(而不是确立)自己的世界。”

这与作者早前对源于日本而后遍及全球的“卡哇伊”文化的反思是统一的,他说:“’可爱’无论是在心理上还是在历史上,都是被压抑、被隐藏的,‘可爱’使历史停滞,让拥有者陷入一种幻想永远幸福的状态中。这里所有的事物在‘可爱’一词的笼罩下,处于与世隔绝、自我催眠的状态,渐渐丧失了自己的轮廓。”

“电影的历史绝不只是经典佳片的历史。”四方田犬彦试图通过电影史的整体脉络为读者呈现出日本社会、政治以及文化的历史节点和走向。

这其中,民族主义和国际比较是他的主要标尺,以此反思“何为日本电影?”

四方田犬彦认为,日本电影的“民族性”可以分为三类,第一种是所谓“日本人最棒”的爱国主义影片;第二种是面向西方,展示“何为真正的日本”的排外色彩影片;第三种则是只有本国观众能看懂的接地气的“民族”影片。

“以民族主义为核心,有两种立场经常呈现出相互对立的关系:一个是试图推进纯粹的、非常日本式的电影观念立场,一个是任由文化杂糅的事实存在,马赛克般构建世界主义影响世界的立场。”而基于这种对立的历史,作者认为所谓概念上纯粹的日本电影并不存在。简言之,电影位于国别之前。

电影之外,四方田犬彦对日本的漫画、戏剧、美食、文学领域都有涉猎,名副其实的“著作等身”。他以日本文化为出发点,身体力行地扩大自己的研究半径,从韩国首尔到英国伦敦,从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到意大利博洛尼亚大学、以色列特拉维夫大学,从塞尔维亚难民营,到中国的台湾、香港……每到一个地方,他都吸纳进一种局外人的眼光,增多一个解读日本文化的视角。

问=经济观察报

答=四方田犬彦

翻译=王众一

电影是历史的证人

问:《日本电影110年》里写到,电影的历史与围绕它的社会、政治、文化的历史相互重叠,但又未必直接反应这些历史。而在很多章节中,你也会把电影中的情节作为历史的旁证。你是如何判断一部电影与当时真实历史的关系的?

答:电影是历史的证人,这是电影的本质属性。实际上,电影有两种情况,一类电影是要把当时的社会矛盾揭示出来给人们看;还有一种是顺应当时的主流意识形态去拍电影。对于前者,我们直接把它作为历史的旁证接受就可以了;而对于后者,我们要和它保持距离,用批判的眼光来深读它,也会间接地读取到当时的历史和社会状况。我在这本书里尝试把这两种电影都作为我的考察对象,把它们写到电影史料里。

从日本人的角度,看中国电影也是这样。像陈凯歌、贾樟柯这些中国导演,比较为日本观众熟知。但对中国老百姓耳熟能详、喜闻乐见的电影作品,日本人却知之甚少。这些影片虽然有时会被人吐槽没什么高度,但同样也见证了人们的生活。当然,我对于像陈凯歌、大岛渚这类艺术导演也很重视,但同时我觉得能够反映普通市民生活的电影也同样重要,应该放到研究的视野当中。这两类电影,合起来才反映了一个完整的电影本质。

21世纪日本电影的瓶颈与希望

问:刚才你谈到一些个人观影的经历。在书中,对于90年代之后的日本电影的发展,你认为很多电影并没有积极地回答“日本人是什么”的问题,回避了历史的思考,是在表达对现代日本电影的失望吗?

答:确实有这个问题。讨论日本电影,不能只局限在日本框架内讨论,应该放到整个东亚视野下去分析日本电影。现在无论是中国还是韩国,都在拍非常有力量的电影,中国电影在讨论中国人是什么,韩国人在讨论他们的历史是怎么来的。但20世纪头十年,唯有日本电影在回避这种思考,转而描述一些不痛不痒的话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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